建奴是心腹大患，但平辽灭奴之后，也并不是天下太平。或者说，在皇帝的计划中，还有很多仗要打。

而平定奢安之乱的最终胜利，并不是打服归降，而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。否则，平正叛乱之日，也是下一次叛乱的酝酿之时。

道理很简单，土地问题没有解决，反而会加剧。

因为朝廷已经允准了傅宗龙等人的奏议，在贵州就地安置各省调拔的平叛官兵。尽管不是全部，但要拿出的土地，也不是小数。

人多地少，生存矛盾依旧存在，还会愈演愈烈。就象广西的少数民族叛乱此起彼伏，跟土地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。

况且，在朱由校的思想中，改土归流是大势所趋，绝不会允许那么多土皇帝独立于大明的统治。

所以，虽然不能再活五百年，可朱由校也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，把土司问题解决得七七八入。

现在，叛军中土目的归降，也是为势所逼，眼瞅着要不行了，便想以归降来换取不变的地位和待遇。

朱由校宁肯平叛的时间再拖长一些，也不想给这些首鼠两端的家伙再次反复的机会。

都迁去湄公省，既缓解土地紧张，又能增加海外领地的人口，一举两得的好事。

当然，孙承宗的想法是剿抚结合，尽快平叛。

按理说，这样的思路也没错，省了朝廷的钱，尽快使贵州恢复安定。但他不能预见到将来的事情，这才是他和皇帝最大的区别。

皇帝的思路在发生变化，依据就是财政的好转。建奴没几天蹦跶了，还惯着那些土司？有钱了，给我往死里打！

边事奏毕，礼部尚书董其昌出班上奏，各省今年的乡试已毕，礼部已经开始准备明年开春的会试。

又到了开科取士的时候了，皇帝听着禀奏，有着短短的失神。

那一年他来到大明，除了娶媳妇是好事外，就是广宁将要惨败，以及天启壬戌科的会试和殿试。

转眼就是三年时间，建奴已是苟延残喘，比他五年平辽的雄心壮志还要提早了一两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