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底的一场学术会议上，他遇到了当年与他参加同一届奥赛的学生。

他不太记得对方了，因为那些年走过来，对手太多，不值得他一一放在心上。但对方显然一直记得他，以至于在茶歇上准确无误地找向他：“向斐然。”

向斐然只是回以礼貌的颔首。会叫他全名的人不多，他猜到他是国内的故人。

对方一直盯着他，但竭力表露出漫不经心的淡然：“真的是你，你也来美国了。哥伦比亚的伙食怎么样？”

聪明人不可能不察觉这前后两句中的自相矛盾之处，他耸耸肩，补充道：“之前就听说了你也在美国，但你太低调，不像我认识的那个，我还以为是假的。”

只要是跟他同一届的，没有人不对他的那种狂妄记忆深刻。他当年跟人比赛做题，是一边背架子鼓曲谱一边解的。“向斐然”这三个字，对于同届来说既是阴影也是向往。

他拒绝清北的消息确定后，一个说法渐渐流传开来：越狂妄的人越脆皮，他压力太大，所以精神崩溃，废了。这是一个伤仲永式的结尾，也是他们对此能想象到的唯一合理解释。

向斐然从他的参会证件上找到了他的名字，勾勾唇角，从容地与他寒暄。

只用了两句话，对方就有意无意地让他知道了他在哈佛读博，师从诺贝尔奖导师。

离去前，这位哈佛博士两手插兜，获得了某种姗姗来迟了数年的松弛感。他对向斐然说：“波士顿冬天冷得要命，纽约现在还能见到秋色，也不错了，适合你。By the way，欢迎你来找我喝一杯。”

那天纽约刚下了十月的最后一场中雨，银杏的金黄铺满路面，向斐然走出承办会议的酒店旋转门，沿着街道慢慢地走向地铁站，逆着人流，像逆行在一条黄金大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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