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有一天他请我不再叫他哥哥，他拉着我的手，问的小心而诚恳。而我感到的不是心动，而是对儿时纯真逝去的无力。

他走了，去英国留学。我开始习惯一个人的生活，一个人走过长长归家的路；一个人在灯下演算恼人的数学；一个人窝在沙发上看淘来的碟片。

安宸的信来的频繁，即使有时只是短短的一句连着下了三天雨，屋子很潮，或者干脆是最近很困，想吃糖炒栗子之类。

却还是透着浓浓的离愁和无奈。

我坚持在给他的信上哥哥哥哥的叫着，心里却受到失去他的巨大落寞蛊惑。

偶尔趴在窗台上看对面漆黑一片的空房子，考虑着是否要屈服在母亲运筹多年的娃娃亲计划里。

高考考的无知无觉，成绩却意外的理想。索性央求了母亲，就近入学，报下了市里的一所重本。

大学第一天就决策失误：送我的车太过招摇。导致同寝的女生们一眼便认定，我是腐化堕落的资本主义小姐。别扭了许久才算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，却还是被她们软磨硬套着套出了家庭背景和生辰八字。

后来夜谈的时候，我的销路问题一直是她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其实我从来没穿过什么招摇的衣服，早上又贪睡得很，连打理自己的时间也没有。常常是匆忙刷牙洗脸过后，顶着软塌塌头发梦游去教室，坐在靠窗口的位子上发呆。

却还是常常莫名其妙被人告白。

最戏剧的一次，是林沁告诉我。那天她笑趴在桌上，抓着我的胳膊，声音颇为骇人：姜莞尔，你可真是贻害万年，害人不浅。

怎么了？我从经济学原理里挣扎起来。这学期的课本居然是英文原版，满目的西洋字母爬的我头疼。